浩蕩兩千年：一本書讀透中國政商關係[Hao Dang Liang Qian Nian ： Yi Ben Shu Du Tou Zhong Guo Zheng Shang Guan...]＊社會科學類＊暢銷書榜～推薦！

第二章 商父的誕生與早慧的中國經濟
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范蠡


中國商業繁榮的條件

西元前四世紀到五世紀，是人類文明史上的第一個思想高峰期，在東方的中國，相繼出現了老莊、孔孟、楊墨等諸子百家，催動了東方哲學的萌芽；在西方的雅典，則誕生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眾多哲人，開拓了西方文化的淵源。

關於這兩座人類思想巔峰的高下，一直是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的命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可謂是東風西漸。在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法國的大思想家，如盧梭、伏爾泰對老子和孔子等人表達了高度的敬仰，伏爾泰甚至提出過「全盤華化論」。而到了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方思想家的自主意識增強，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便認為，老子哲學反映了「精神的兒童時代」，而同時期的古希臘時代則是「精神的成年時代」。如果從政治倫理上看，雅典對公民社會和民主制度的思考和實踐明顯更讓人神往，中國則從來沒有出現過直接民主這樣的事物。不過，若以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而論，西方世界似乎找不出比管仲、范蠡更有深度的人了。
這種經濟思想上的早慧，是由多種原因促成的。

其一，與中西方世界的早期經濟制度不同有關。歐洲在中世紀之前的漫長歲月中，一直流行的是自然經濟，封建領主的莊園自給自足，對商品交易的興趣不高，很少與外界發生經濟關係，所以宏觀經濟制度的創新空間十分有限。而中國則因為自然條件的原因，很早就采行了一種更符合經濟原則的經濟制度，至少從有文字記載的西元前七世紀以來，中國就是一個語言相通、貿易自由的統一市場，產品的商品率非常高，商人階層活躍，以至於一些經濟史學家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只出現過政治性的封建制度，而未曾出現過經濟性的封建制度」。
自殷商以來，中國的統治者就特別強調社會分工，採取各種措施朝這個方向推進，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特色之一。專業化的商品經濟，自春秋之後就被歷朝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由於社會分工的優越性，中國早期的生產技術發展得特別快。史家普遍認為，中國的社會職能分工比歐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傳統生產技術（工業革命前的非機器生產技術）比歐洲早八百～一千年。

其二，地方割據造就思想活躍和制度創新的巨大空間。

人類是在物種競爭中脫穎而出的產物，國家也是如此。自東周之後，隨著周天子權威的旁落，地方的政治和經濟勢力坐大，各諸侯國為了強盛紛紛實施了變革，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其中，管仲在齊國、李悝在魏國、范蠡在越國，都進行了影響深遠的經濟變革。

此外，各諸侯國之間頻繁會盟，一方面是有新的霸主誕生，達成又一輪的恐怖平衡，另一方面則是出於經濟貿易的考慮，日漸形成了貿易共同體的模式。在這一過程中，各國加快道路建設，嘗試統一計量標準、關稅比率等，這一切都為商業流通提供了條件。

其三，中國古代的城市化模式，也為商業的繁榮提供了客觀條件。

中西方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走了兩條全然不同的道路。古代歐洲在羅馬帝國時，曾發展出一批為數眾多、規模可觀的城市，據稱羅馬全盛時有大小城市六百多座。可是日爾曼人入侵後，歐洲城市迅速衰落，居民大量逃亡到農村，整個歐洲被切分為成千上萬的領主莊園，一直到中世紀之後，由自由民組成的工商業城市才重新復甦。

而中國的城市發展與歐洲大不相同。它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興盛期，然後又轉入一個同樣漫長的衰敗期，而其轉折時間正發生在歐洲重新開始城市化的中世紀，這甚至可以被認為是中西方商業文明的一個分水嶺。

中國的城市興毀基本上都是政治的結果。自古以來，中國建城就是以政治軍事為主要功能，城池是侯國的都城，是獨立的地方政治中心。史料顯示，西周建立之後，分封了一千多個諸侯國。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即便一個諸侯國只有一座城池，也起碼要有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城鎮。近代多位學者曾經考據春秋戰國時的城市數目，民國的考古學家李濟找出了五百八十五個周代城邑，被認為是最可能近似的數字。

另據張鴻雁、楊寬等人的研究，到了春秋末期、戰國初期，一些城市的規模已經非常之大，在當時的世界上無出其右。據考證，面積在六平方公里之上的城市起碼就有十五座，臨淄有人口七萬戶，按平均每戶五人計算，是一個擁有三十五萬人口的超大型城市，與同一時期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國的城市規模顯然要大幾倍，在希臘城邦臻於極盛的伯里克利（Pericles，約西元前四九五～前四二九年）執政時期，雅典城的人口僅為十五萬人。

如此高比例的人口聚居於城市之中，必然需要高超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技巧，同時，它對糧食的商品化以及工商貿易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從周代開始，政府就已經有意識地以城市為中心，將工商業生產納入行政管理系統之中，相關的制度有兩個，一是坊市制度，二是市籍制度。

坊是居民區，市是商業區，所謂坊市制度，就是把居民區與商業區分割開來，由政府規定市場貿易的地點和時間，這一制度從周代一直實行到宋代，前後超過兩千年。市籍則是對市場內的商賈進行註冊登記，實行執照制。

古代文獻中，對市場貿易最早的記載出現在《易經．系辭下》，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它對交易時間進行了規定，即中午。另據《史記．三皇本紀》記載，「日中為市」的制度是由遠古的炎帝設定的。

而這些「市」都被規劃在城市的中心區，四周有牆，三面設門，市內預設一排排的攤位，政府派出官員進行管理，周代設「司市」一職，就是負責管理市場的官員。趙岡在《中國經濟制度史論》中對此進行了詳盡的考據，他寫道，春秋戰國時，每個城邑的中心都由官方設立一個市場區，由專人負責管理，商品交易全要在市場內進行。為了配合城內規劃，居民的居址也是按職業分配的，據《管子．大匡》的記載，當官的家靠近王宮，平民及農民的家靠近城門，從事工商業的則靠近集市。

早期規劃的市占地一井─所以日後有「市井」一詞，即每邊長約三百步，較大的城可以設立多個集市。市內預先劃定商販的攤位，稱為肆。市場管理者把同一類商品的販賣者集中於同一行列，不同行列的攤位販賣不同貨品。行就變成了商品分類，相同商品的銷售者排在同一行列，故稱「同行」。

所有在市場內擺攤交易的商販，都必須取得政府頒發的營業執照，這就是「市籍」。這些有市籍的人，可以稱得上是企業史上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職業商人。他們在市門經過官署所派門監檢驗證件之後，得以進入市場販售，政府則徵收營業稅，稱市租，這成為政府的重要稅源之一。齊國的都城臨淄是先秦最繁榮的大城市，《史記．齊悼惠王世家》便記載說「齊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可見收入之豐。一直到唐代，朝廷仍然不時頒布法令，嚴禁在官市之外另設集市。

這種有計畫的市場規劃，對商業的繁榮以及商人階層的催生，顯然有促進的作用。如果沒有巨大的統一市場，以及高度城市化的特徵，范蠡、猗頓這些商人要獲得巨富，是不可想像的。

同時，我們也看到，自春秋以來，中國的治國者就非常善於運用「看得見的手」來干預宏觀及微觀經濟。中國商品經濟的政府管制特徵，自古猶然，其差別僅僅在於運用巧妙不同而已。

同樣擁有商人血液的管仲與范蠡，在經濟變革和商業思想上可謂是一脈相承，不過這還不是所有試驗的全部。到戰國中期，在西北偏遠的秦國出現了一位極端仇視商人和自由經濟的鐵腕強人，他實施了另外一種治國模式，把專制的力量發揮到了極致，並終而奠定了一個鐵血帝國的基石。

ISBN：9789862722374
叢書系列：新商業周刊叢書
規格：平裝/400頁/17x23cm/普通級/單色印刷/初版
出版地：台灣
本書分類：社會科學>政治>中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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