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誕生：神話、理念、現實(INVENTING EUROPE:IDEA、IDENTITY、REALITY)＊人文史地類＊暢銷書榜～推薦！

作者：傑拉德．德朗提
原文作者：GERARD DELANTY
譯者：陳子瑜
出版社：廣場出版
出版日期：2012/07/25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868782983
叢書系列：全球紀行
規格：平裝/256頁/15x21cm/普通級/單色印刷/初版
出版地：台灣
本書分類：人文史地>世界史地>斷代史>中古史
本書分類：人文史地>世界史地>地區史>歐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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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與古代人

歐洲理念對古代人而言其實沒什麼意義。在它成為一個地理表達方式的很早之前，歐洲理念更加屬於一種迷思的領域，而非屬於科學或政治（Hay, 1957, p. 5）。就像許多原形民族的（protonational）形象，歐洲曾是女人的名字。就這點而言它有著神話般的力量。希臘神話裡，腓尼基人的公主歐羅巴被假扮成白牛的宙斯所誘拐，前往西方的克里特島而放棄了她的家鄉，即現今的黎巴嫩，不久後她便在那兒嫁給了克里特王。歐洲因此成了東方來的舶來品，但這點並未對希臘人造成困擾，就像他們也沒有對比希臘更過去的西方疆域有強烈的差距感一樣，他們反而是對於希臘歸屬何方，以及與希臘格格不入的東方與南方大陸這點感到困惑。的確，在許多神話裡歐羅巴是亞細亞與利比亞（非洲之名）的同父異母姊妹，然而對於荷馬來說歐羅巴是不死鳥之女（Buehler, 1968）。這便假設了歐洲過去並不是個高度分化的概念。畢竟，歐洲並不是希臘的發現，而是腓尼基，而且甚至可能有著閃族的根源（Sattler, 1971, p. 19）。所謂歐洲是起源於希臘的概念無疑地是個晚近的創造，以及根據玻諾教授著名的論文（1987），它還可以被追溯至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尤其是西元一八一五年至西元一八三〇年間，當古希臘羅馬的文化研究被建立為保守派的學科—意圖去捏造一個根基於無法容忍有絲毫東方成份，純古希臘的歐洲文化傳統。

這所顯示的是，歐洲與亞洲作為獨立的區域對於希臘人來說是沒啥意義的，因為對他們而言一切非希臘的事物就只是「未開化的」。希臘經常被認為是一個單獨存在的整體，與歐洲及亞洲有所區分。這似乎就是亞里斯多德的觀點，他將人種一分為三：希臘人、歐洲人與亞洲人，然而他堅持後兩者都是「野蠻人」。在其《政治學》（The Politics, 1962, pp. 136 and 269）中對於親屬關係本質的思考，他主張野蠻人是比希臘人更具有奴性，而亞洲人又更勝於歐洲人。就像眾所皆知的，傳說中的希臘城邦所賦予的民主就是立基於奴隸制度上。考慮到大部份的奴隸都是亞洲籍，亞里斯多德對亞洲人所表達的輕蔑，以及將其視為野蠻人了，非希臘人跟奴隸無甚差別，這也就不令人意外（Puzzo, 1964, p. 580）。

古代的作家們甚少使用歐洲一詞。根據黑（Hay, 1957, p. 2）在其關於歐洲理念早期史的權威性著作，歐洲一詞可能起初是用於指涉希臘的大陸區域，且只有在後期才把愛琴海諸島也含納進來。希臘思想中的主要對比就是希臘人相對於野蠻人的二元論（Gollwitzer, 1964, p. 20）。對《共和國》（The Republic）裡的柏拉圖而言，希臘人與野蠻人之間有著明白的區隔，但我們僅有很少的證據顯示說他是重視歐洲的。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在其劇作《波斯人》（The Persians）中建構了希臘人與波斯人的相互對立：波斯人是亞洲的而希臘人是文明的。就希臘人看來，亞洲概念是比歐洲更為緊密地與一個明確的地域範圍聯繫在一起，後者對北希臘而言仍是相當模糊的區域。對於希羅多德（Herodotus）來說，西元前五世紀時希臘人與波斯人之間的積怨已等同於實質上的文明衝突。這個積怨有可能為歐亞在其後數個世紀裡的衝突規定了權限範圍。然而，希羅多德自己對於歐洲與亞洲並沒有清楚的區分，只是簡單地將其稱呼為黑海西徐亞（Scythia）的北方荒野。當希臘與波斯作為文化政治術語時，歐洲與亞洲僅僅是地理名詞。但是，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譯注：古希臘修辭學者，為雅典十大演說家之一）在西元前四世紀時建構了有著希臘的歐洲認同，以及有著波斯的亞洲認同（Hay, 1957, p. 3）。西元二世紀時，托勒密（Ptolemy）使用薩爾馬提亞（Sarmartia）一詞並以頓河將其區分為亞洲薩爾馬提亞與歐洲薩爾馬提亞（Halecki, 1950, p. 85）。這些都證明了一項長期以來的區別，且持續作為歐洲的地理定義之一。大約在此時，這個較早期的把世界劃分為亞洲與歐洲，或波斯與希臘的二分法讓位於另一個三分法：歐洲、亞洲與非洲。稍早時，非洲被認為或許可以是亞洲的一部份（Fuhrmann, 1981, p. 7）。根據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說法，亞速海（Sea of Azov，譯注：位於俄羅斯和烏克蘭南部的內海）就是亞洲與歐洲的界線（Toynbee, 1954, pp. 708-29）。希臘人已知的主要邊界則是尼羅河，它把亞洲從非洲中區分開來。這兩座大陸的區分看起來比單一化的歐亞對立來的更具象徵性（Hay, 1957, p. 2）。湯恩比（Toynbee, 1954, p. 711）已論證一種可能性，即歐洲與亞洲起初都是作為航海術語，愛琴海水手們用來區分兩座限制航行的主要陸地。一般而言我們也許可以下個結論，希臘人並不總是把自己視為歐洲人。希臘被視為是文化與文明之域，在其範圍以外的則是野蠻。然而，歐洲與亞洲之對立的意義是少於政治二元論的事實本身及其所建構的民族優越論。

歐洲理念的出現是伴隨著古典希臘文明的衰退。在波斯戰爭後，作為內部衝突，以及為日後馬其頓王國的支配地位鋪路，發生於西元前三三八年雅典和斯巴達間曠日費時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之結果，使得希臘諸城邦處於嚴重衰落的狀況。在亞歷山大大帝的統治下，經歷了馬其頓兼併希臘與西元前三三一年大敗波斯等事件，希臘文明的中心移向了小亞細亞。歐洲理念在亞歷山大大帝時代開始承擔起原始政治（proto-political）的形式，它被用於神秘化馬其頓所征服的領土，藉由贈與它們一個確切的地理整體之身份。這或許可能是因為亞歷山大大帝之後的希臘文化已不再專屬於希臘人所有。與種族相比，更意指一種語言的希臘，作為一種普世化的野心是再適合不過了。甚至即使希臘文化與語言已傳遍了整個區域，希臘政治霸權也已讓位於一個新的，「東方」和「西方」相同的政治權力。與「野蠻人的」歐洲對立的希臘理念優越性減弱了，而一個廣闊的歐洲概念出現，且基本上試越來越指涉包括了希臘的小亞細亞，但亞洲在此概念中仍是他者的中心。亞洲在亞歷山大東征後實際上被推向了波斯的更東邊（Baldry, 1965, pp. 120-1 and 132）。由亞歷山大所統一的疆域最終在拜占庭統治之下崩潰，並只有在隨後數世紀間才不再被視為是「歐洲」文化的本質，對這點進行觀察是相當有趣的。